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请问，何为“古今中西之争”？
类似“古今中西”的问题，在古代思想史中也碰到过。比如，先秦时期就有“法先王”还是“法后王”的争论，反映了当时的“古今之争”；佛教传入后与儒道两家的冲突与调试，可被视为当时的“中西之争”。一个文明体在长期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大概会在时间轴或者说“历史”层面上碰到如何处理当代与前代的关系，也会在空间轴或者说“地理”层面上碰到如何处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作为世界上唯一没有断流的文明，中华文明不乏在这方面的探索。
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在交往交流方面取得诸多成果。但是，由于交通条件的限制，这种交往交流还不足以对二者各自的特性构成根本性的影响。在中华文明当时已知的“天下”范围内，更是难以找到与之相提并论的其他文明。重要的变化发生在大航海时代之后。16世纪末至18世纪初，利玛窦、艾儒略、汤若望、南怀仁等天主教传教士来到中国，带来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特别是天文、历法、数学等知识。对此，当时的知识分子已经呈现出几种不同的态度，“古今中西之争”开始萌芽。比如，徐光启、李之藻提出“会通以求超胜”的观点，主张在学习西方的基础上有所超越，于是积极译介西学。这种取向被清代王锡阐、梅文鼎等人所继承。黄宗羲虽然认可西方天文历法的准确性，但认为其为中国所固有。与此相反，明代邢云路、魏文魁等人则固守中国旧有历法，反对西法。此外，还有不少人认为西方天文历法是“不可易之法”，不承认中国原有历法的价值。
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强力叩开古老中国的大门，中华民族陷入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悲惨境地。究其实质，乃是西方新兴工商业文明对中国传统农牧业文明的“降维打击”。要应对这一挑战，必须向西方文明学习。这是一个“始于言技，继之以言政，益之以言教”的过程。在“言技”的阶段，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和张之洞等人为代表的洋务派提出“师夷长技以自强”，主张在不触动既有制度的前提下，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以倭仁为代表的顽固派则把西方科学技术视为“奇技淫巧”，反对向西方学习，幻想恢复“闭关锁国”的局面。双方在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修筑铁路、开矿山、兴电报、派遣留学生等许多问题上都曾激烈论战。洋务派的主张在1898年被张之洞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后来聚讼纷纭的“中体西用”。在19世纪中后期，还有一派倡导“西学中源”说，认为西方的科学技术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因此向西方学习只是“以中国本有之学还之于中国”。这种说法源自黄宗羲，在鸦片战争后由冯桂芬、郭嵩焘、曾纪泽和郑观应等人大加倡导。在洋务运动时期，该学说长期作为“中体西用”说的补充论证，与后者相互交织。
而到戊戌变法时期，此前具有进步意义的“中体西用”说，因为强调固守传统政治制度和伦理纲常而成为进一步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障碍。此时，“西学中源”说反倒成为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改良派一时的助力，因为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之类的观念，特别是议会、学校之类的制度，都可以打着中国“古已有之”的旗号而照单全收。但是，该学说在学术上存在牵强附会的硬伤，到后来连改良派都只好放弃。戊戌变法时期，荣禄、徐桐等顽固派抛出“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论调，攻击民权学说，反对废除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在这次激烈的“古今中西之争”中，顽固派用政治权力镇压了变法，改良派却在思想文化领域拓展了自身的影响，并且在变法后持续发力。几年之后，清末新政反倒重拾了戊戌变法的诸多做法，但此时已于事无补。
辛亥革命失败，促使人们从民族文化上寻找原因。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展开，“古今中西之争”逐渐进入“言教”的层面，在学术上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烈度和广度。这些争论极为纷杂，这里只能举其要者。20世纪第二个十年，以陈独秀等人为主力的《新青年》与杜亚泉主编的《东方杂志》之间就文化问题展开论战。陈独秀把东洋文明归结为古代文明，而把西洋文明归结为近世文明，还认为中国固有思想不适合当代社会。之后，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提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文明已经破产，要用中国传统文明救济西方并拯救中国。胡适则提出“东方的文明的最大特色是知足，西洋的近代文明的最大特色是不知足”，并认为后者是“真正理想主义的文明”。20世纪30年代，甚至有学者提出“百分之一百的全盘西化”，认为西洋文化在宗教、政治、道德、经济和社会方面都优于中国，是世界文化的趋势，要想在这个世界生活只能适应这种趋势。与“全盘西化论”针锋相对，王新命、何炳松等十位教授联名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认为中国有“自己的特殊性”和“一定的时代性”，因此要“特别注意于此时此地的需要”，并提出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的口号。该宣言在当时引发持续较长时期的大论战，争论的焦点在于“中国文化出路到底是中国本位还是全盘西化”。此外，围绕“古今中西之争”的问题，民国时期还有大量的争论，比如“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的争论，等等。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认为这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以及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这些都显示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超越“古今中西之争”的努力。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经济体制改革和民主法治建设的展开，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化热”在知识界逐渐兴起。人们在对此前激烈反传统的做法进行反思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古今中西之争”再次浮出水面。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快速发展，学术界围绕现代性展开讨论，逐渐兴起所谓“新启蒙”运动，一些被称为“自由派”的知识分子通过译介西方学术思想，阐释并宣扬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法治社会之类西方现代社会理念，同时对传统文化展开批判。不过，随着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和传入，学术界开始反思现代性对人的异化。一些学者主张重新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智慧。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学热”逐渐兴起。传统文化大量进入大中小学教材，民间兴起汉服、读经、国潮等运动。这一时期，还有一些学者吸取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等思想资源，对西方的自由主义和信仰真空进行反思，反对庸俗的自由市场理论，重视社会公平正义。
总的来看，在近代以来“古今中西之争”的问题上，一种倾向是把“中西之争”归入“古今之争”，认为中国文化已经过时，西方文化代表现代化的方向，因此需要批判中国文化、学习西方文化；另一种倾向是把“古今之争”化为“中西之争”，认为中西文化的差别只是民族性的差别，即便学习西方现代文化的长处，也要以中国固有文化为根本。两种倾向共同的问题，在于背后的文化还原论预设，即认为有一种凝固不变的文化样式。但是，文化恰恰是在相互交往交流中不断演变、动态发展的。空间轴上的“中”与“西”，经过在时间轴上“古”与“今”的斗转星移，各自都呈现出与之前迥然有别的面貌。
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学习源自西方但又批判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并将其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更高层次上融汇中西文明之精华，让古老的中华文明在现代社会得以更始重生。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在实现“站起来”之后又探寻“富起来”与“强起来”的道路。基于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在新时代，我们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有条件会通古今中西的文化成果，促进外国文化本土化，不断培育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破解“古今之争”，要求我们做到“不复古”“不守旧”，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破解“中西之争”，要求我们“尊古”“守正”，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充分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深知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而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是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时代答案。西方现代文明为促进人类在社会经济生活层面的全球化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但其个体本位的倾向难以为全人类的和谐相处、团结一致提供思想支撑。当此之际，中国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致力于在全球层面达成更高层次的公共性，体现了对“古今中西之争”的全面超越。
